重返战场：潘文扬的自白
文 / 孙同（乌克兰前线独立记者）
（孙同与潘文扬，2025年5月30日，乌克兰第聂伯）
一、重返战场之前
“我是潘文扬，台湾人，文藻外语大学国际事务系。”他在采访开头简单介绍了自己。
2023年，他首次前往乌克兰，加入国际军团作战。那是一次改变认知的旅程。
“我从小练武术，在哈尔滨练过散打，回台湾后当了海军陆战队，后来就来乌克兰了。”他说。
他第一次上前线是在顿涅茨克。
“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。”他回忆，“没有无线电、没有地图，只能靠手势沟通。营长随便点几个人，说你们去清那栋楼，就去了。”
那是一场夜战。他们几乎是摸着黑往前走，误打误撞打到友军附近，差点被误伤。他说：“我们连他们是不是敌人都分不清，幸好没开火。”这件事之后他才意识到，“组织”这个词在战场上意味着生死。
他也在那一带第一次负伤。“一发炮弹炸下来，耳朵全是嗡的，听不见东西，鼻血就流出来了。”他比了个动作：“我当时就趴在地上，不知道是不是死了。”
没有人来救他。他靠着本能往后爬，翻过一堵残墙才得以喘口气。那之后，他耳鸣了好几天，“连水壶倒水的声音都听不清楚”。
“那几天我每天晚上都梦到队友的死。”他说，“有的是炸飞的，有的是卡在楼梯口的。”他看着我，“你不可能从那种地方完整地回来。你回来之后，你就是带着他们活着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：“我不是喜欢战争。我只是不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”
“我亲眼看见吴忠达死在我旁边，那时候我们完全不了解地形，也没情报，只知道要去清巷子。结果敌人火力完全压制我们，火箭弹一发一发地打过来，我看到弹片就从我眼前飞过去。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太多表情，只有沉重和疲惫。
“那个营长，其实就是叫我们上，根本就是送死。”
“我们小队有40多个人，最后阵亡了20多个。我能活下来，是运气。”他强调这不是夸张，而是事实。
他回台湾之后并没有彻底放下。“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回来。我不是为了谁，而是为了给自己交代。当初答应要回来帮忙，现在回来。”他说他不后悔，“这不是英雄主义，而是对得起兄弟，对得起自己。”
二、身份与归属
潘文扬即将加入的是隶属于第25旅的空降兵团，采访中他坦言：“6月2号才开始训练，现在还不是正规军成员。”他现在的身份是再次赴乌的志愿兵。
他向我简单介绍了他与乌克兰国防部新签署的24年国际军团志愿兵合同——签署期三年，附带两个月试用期。他指出：“这些合同看起来正规，但其实我们也不确定它到底保障了什么。前线很多人根本没拿到薪水，甚至四个月没发。”
他补充说，合同条款并未明确伤亡抚恤与医疗补偿细节，这在战地情况下造成极大困扰，许多人在遭遇伤病或队友死亡后，发现无法寻求正式的补偿或照应。制度本身存在很多盲区。
“我没有完成之前23年的志愿兵合同。”他说，“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部队实在撑不住了，伤亡太重，士气完全崩溃。”
更现实的是，即使签了合同，志愿军在军中的地位仍然边缘。“我们不是正规军，很多时候你去领装备，他们看你证件就撇嘴。”他苦笑着说，“一开始只给你三发子弹，说是训练用的。真的上战场，还得自己想办法。”
他说到那次撤离的具体情形：“当时我和我们营长起过争执，我明确表达我不想再上无准备的任务，那已经不是战斗，是自杀。我并不是一个人这样，我们小队二十几个人和营长都起过争执。大家都快要哗变了。”
“后来营长就象征性地给我们几个批了假条。我拿着那个假条离开了前线，从制度上讲，我确实没有完成合同期。”
他说，这种“中止合同”的方式并不是个例，而是一种被默许的现实。“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撑不下去，只要营长不点名，其实可以走。”他说到这时语气很淡，“整个军团后来就像散沙，谁都知道没法继续打下去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说：“可你说我违约吗？那时候我们连命都快没了，走是不做无谓牺牲的选择。不是我想走，是只能走。”
“外人看我们像雇佣兵，其实我们是志愿兵。来的时候真的是抱着信念。但你说待遇问题，确实存在，这会打击士气。”他再三强调，“我讲这些，不是要抨击谁，是希望它可以变好。”
三、现实与牺牲
“清巷子最可怕，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栋楼有没有埋伏。我们没有装甲车，就是几个人一组，硬上。”
“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下命令说要清一个小村庄，结果一进去对方就用迫击炮轰我们，完全没侦察、没掩护，伤了好几个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情绪平稳，但语速明显加快。
“营长在后面下命令，说‘你们去看看就好’，但其实就是推你去送死。你不去，他就说你抗命。”
“那个时候，我们兄弟之间有时候会互相说，‘要是我死了，你记得帮我带个话回家’，真的会这么讲，因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着回来。”
潘文扬回忆，他曾在一次任务中独自扛伤员走了三公里回营，“那时候已经没人来救援了，你不扛，他就死在那儿。”
他说：“我不是特别能打的人，但我想尽力留下来，因为很多人走了，部队就垮了。可你也扛不住，真的扛不住。”
“我们小队那时候死了快一半的人，很多兄弟都没挺过来。”他说的时候依旧平静，“我们的营长知道情况糟，但也只能叫我们硬上。”
他描述那是一种“非正规的命令”，不通过完整的指挥链，而是“营长点几个人，就说你们去清那栋楼”。火力极不对称，“他们火炮一打就是三四发，我们连个火箭筒都没有。”
我问：“这算是一种自杀式的推进吗？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不能这么说。不是要死，是没有选择。”
“其实这就跟我们学的理论不同，理论上你要有掩护、有情报、有火力支援。可是在现场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“所以你问我为什么回来，我说是信念，可也是现实让我不得不回来。我要亲手把那些没完成的东西补回来。”
四、体制与盲区
“其实我们不太知道那时的国际军团到底归谁管。”潘文扬说，“表面上是归乌克兰国防部，但实际上没人会主动负责。你被派去哪里，怎么走，甚至到了任务点之后该怎么打，很多时候是‘边干边问’。”
他举了一个例子：“有一次我们被拉去支援一个村子，我到了之后才知道那边根本没补给，而且地图也没更新。我们拿的地图是2022年的，建筑根本不一样。”
“更别说语言问题了。”他说，“你是讲英文的，队里有乌克兰人、有哥伦比亚人、有韩国人，沟通完全靠猜。有时候讲着讲着，突然有人被打了，也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
“后来南美人越来越多，部队里的主要语言变成了西班牙文。”
他说这就是国际军团的常态：“混乱、随便、没人管。”
“你说我们签了合同，可合同写的东西没人看、也没人执行。”他回忆起那份合同对我说，“三年期，医疗保障、薪资按时发放，战后可以申请居留。但实际上呢？我们那个营四个月一毛钱没拿到。医疗要你自己跑，申请居留？没人告诉你流程。”
“很多人就不说了，说了也没人理你。你越讲问题，就越容易被打成‘消极分子’。尤其是那些想留下来、想进正规军的人，更不会说。怕被记在档案里。”
我问他：“有没有什么人是被‘处理’了的？”
“不会直接处理你啦，但你下次申请就过不了。”他冷笑一下，“这就像我们台湾有时候的社会一样，你什么都不讲，反而一路顺利。”
“所以到后来，你会发现，大家都不讲。什么都不说。只说‘挺好的’，‘学到很多’，然后拍拍照、发个社交媒体，好像自己是个英雄。”
“但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。不是我们不愿意讲，是讲了也没人要听。”
“很多人不知道，国际军团和乌克兰正规军是分开的。”潘说。“你看我们是志愿来打仗的，可是制度上我们和正规军是有很大差别。”
我问他信息流通的情况，他说：“以前根本没人管你知道什么。你签个合同，没人解释。有什么新规定，有时候是旁边人告诉你的，不是正式渠道。现在好一点了，有改善，但还是不够透明。我尝试跟很多人解释，我不想再有人来做无谓的牺牲。”
“有的人，他们怕讲志愿军的坏话，是因为他们要保住自己的位置。”他直白地说，“不想被贴标签。你要知道，讲真话有时候是会被孤立的。”
“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投入，什么都不说，其实是另有打算。他们把这段在国际军团的经历，当成跳板，想去欧美国家当教官，或者申请军事相关岗位。你想想，如果他们把前线的乱象说出来，还怎么包装自己？怎么找下一份活儿？”
“我认识有几个人，就是这么想的。他们回来以后参加培训，准备应聘外籍教官，说自己有‘实战经验’、‘国际军团服役背景’。他们根本不会讲军团是怎么没发工资、怎么没人管你死活的。因为说出来，就等于砸了自己的招牌。”
“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种集体的缄默，不是因为不知道问题，而是因为这些人不想让这个系统垮。因为系统垮了，他们靠什么吃饭？”
我们聊到他大学时的经历。潘文扬提到，他在大学里上的“国际关系”课程里，第一次听教授讲“北约东扩”的时候，并没有太多感觉。“那时候我记得老师就说了一句，‘北约东扩是冷战后地缘政治的延伸’，然后换下一个PPT了。”他说。
“我们那门课讨论很多理论，比如现实主义、自由主义、建构主义，大家做个报告就过了。我以前也觉得自己懂很多，考高分、能背书、会引用专家，但实际上，我什么都不懂。”
“直到我站在顿涅茨克前线，看着炮弹炸在自己旁边，我才真正知道，‘北约东扩’这四个字和‘俄罗斯维护自身利益’等书本上的几句话，都是会死人。”
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：“那些我们在课堂上拿来讨论的概念，比如‘国际干预’、‘代理人战争’，对学生来说是可以写作业的题目，对这里的人来说，是生活，是血，是命。”
他说他并不是责怪老师个人，“但我们的教育，有时候太干净、太抽象。它不告诉你真实代价，不告诉你当理论落地的时候，会变成什么样。”
他甚至说，那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，是“站在远处评判的旁观者”，而不是能在乱世中做出选择的人。
“你要问我改变的时刻是什么，我会说，是我第一次躲在废墟后面喘气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已经不是学生了。”
我也提起了自己在乌克兰三个星期的拍摄经历。无论是哈尔科夫街头的少年与我开玩笑，还是在第聂伯酒吧里看到的年轻人聚会，那种生活气息，让人意识到，这是一种需要被捍卫的生活方式——笑声、自由、酒精、夜晚灯光，这些并不抽象，也不浪漫，它们是抵抗的理由。
五、对比与决意
“我回台湾之后，感觉和周围人没法交流，”潘文扬说，“我说战争是怎样怎样，他们说你夸张了吧、神经病喔。”
在顿涅茨克亲历战火之后，他回到台湾，尝试与朋友分享前线的经验，却屡屡遭遇不解与嘲讽。他说：“我跟我以前的同学讲这些，他们就说你是想当英雄，还是你有什么毛病？我就知道他们根本不了解。”
他进一步解释，台湾社会普遍将战争理解为遥远的新闻事件或抽象的政治议题，而非真实的日常与生死经验。“他们看的是军购新闻、武器展示，但不理解战争的本质是崩溃，是断肢，是你看着朋友死。”
“你可以不同意我，但你不能连我说的都不愿意听。我讲的是血，是兄弟的命。”潘文扬说。
此外，潘也曾在台湾遭到质疑与污名化。他回忆说：“有人酸我，说你是不是收钱去的？你是不是想红？”他表示这些话伤人至深，因为他参与战争并非出于金钱诱因，而是出于信念。他强调，台湾社会对前线志愿者的误解和对战争真实图景的漠视，是他返台后极大的心理落差来源。
我提到，两岸现在对战争的态度差异明显。“是啊，台湾很多人只想过好日子，不关心战争，觉得跟自己没关系。”潘文扬说，“但我从小就觉得，如果真的打起来，我们不能只是等美国来救。”
“这场战争让我明白一件事——体制、资源、训练、指挥，每一样都重要。但最重要的，是人心。”
“我常常觉得台湾人活在一个真空里。”潘文扬说。
他说自己从小就接收一种“安全”的教育，战争仿佛是遥远的事，历史只存在于课本，而不是生活。他感受到，大多数台湾年轻人面对战争话题时，要么逃避，要么调侃。
“不是他们不勇敢，是整个社会不鼓励你去认真面对风险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你想要准备自己，会被说成‘杞人忧天’。”
“但在乌克兰，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”他说，“哈尔科夫的年轻人也爱玩、爱笑，但他们知道要承担。他们很多人一边上学一边训练，知道随时可能被征召。”
我问他：“你觉得这种差异是文化的，还是政治结构的？”
他回答：“都有。台湾是个民主社会，可是政治人物不敢谈战争准备，因为没人想听。你一讲要训练民兵，就被骂‘战争贩子’。”
“在乌克兰，战前其实也有这种逃避，但战争开始后他们迅速清醒，因为他们知道国家是真的会亡。台湾的问题是——大家不相信战争真的会来。”
他讲了一个例子：他在基辅认识的一个本地志愿兵，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就报名参军。“他说得很简单：‘不打，我们就没了。’可是在台湾，很多人说的是：‘我们撑不过几天，美国人会帮我们。’你听得出来，这完全是两个世界。”
“我不是说台湾人错，而是说，我们还活在和平的幻觉里。而幻觉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它给你一种伪安全感。”
他特别提到：“很多台湾人在讲‘备战’时，关注的是武器，而不是人心。可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，是人，是组织，是意志。”
六、未来与未知
2025年6月1日，在第聂伯的一座公园，一位现役乌克兰军人向潘文扬展示无人机的使用方法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接触战场级别的无人机。
“之前我们队根本没有这种东西，连夜视镜都没有。”潘文扬说。
那名军人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，从电池装配、起飞流程，到摄像头调节和无线回传设置，逐一向他讲解。潘一边听，一边和即将共同参军的朋友说：“你看，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我们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？”
他说：“以前我们那边是步兵营，现在准备去申请空降兵营。那边虽然危险，但更有挑战。”
“我现在是自由兵，等新训练营接收我之后，我才算真正重新归队。”
我问他为何选择空降兵营。他笑了一下：“以前没跳过伞，这次想试试。再说，去哪里都危险，还不如去一线的。”
在潘文扬第一次上手无人机的时候，由于不会操作，无人机在草地上无法起飞，我调侃他是在开除草机。他一笑，继续认真学习。我想到在他的青旅休息时，偶然听到他和他母亲打电话时的一句：“我不帮它谁帮它……”
在这个城市公园的下午，阳光照在无人机旋翼上，一层一层地折射出细碎光芒。潘文扬站在旁边，像一个正准备重新上路的人。他还没归队，但已经迈出了脚步。
（潘文扬和未来的战友讨论无人机）
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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